但是，自愿式追踪应用面临一个问题：它们的确注重保护用户隐私，但只有用户参与度足够高的情况下才有效——这一集体行动问题再次凸显了现代生活在倡导公民权利和义务的个人主义外表下，具有深度互联的特征。

加快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快建立与国际先进标准接轨的服务业市场监管体系。改革开放40多年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顺应时代潮流，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水平，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全面深度融入世界，释放14亿多人的内需潜力、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需要以更高水平开放融入国际经济循环。提升市场监管的有效性，在开放中推动监管变革。打造服务贸易开放新高地，形成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引领示范，例如，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与CPTPP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基本相近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探索实行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与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一体化管理，为我国加入CPTPP提供压力测试。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我国的对外开放不仅使自身受益，也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开放、合作、共赢胸怀谋划发展，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我国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取得重要成果，不仅积极促成具体项目落地，而且主动发起设立亚投行、丝路基金等，主动提供开放合作的全球性公共产品。事实上，自2010年起，中国GDP总量折算为美元（按汇率法）就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不断缩小着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之间的差距。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达到新水平，一个突出特征便是经济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发展主要靠引进上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基本是利用国外技术，早期是二手技术，后期是同步技术。因此，无论是就国内经济还是就国际经济条件变化而言，均要求推动经济朝着大国经济均衡方向发展。新发展格局是我们党统筹两个大局，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要求，是面对国内国际环境的新变化，做出的重大战略安排。

事实上，尽管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GDP年均增长率在9.4%左右，但伴随经济规模的扩大，自2010年至2020年的时间里，平均增长率是低于7.2%的（若达到7.2%，则2020年GDP总量应达到2010年的200%，即翻一番，事实上2020年对比2010年只相当其197%）。1978年，我国GDP相当于美国的6.3%。

一方面，我们有能力把国民经济生产和再生产的大循环建立在国内市场基础上，另一方面，国际市场也不可能成为如此巨大的经济体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三、GDP破百万亿元后对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出更为迫切的要求 如何应对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面临的一系列新挑战？这就要在科学地认识经济发展历史规律、把握经济发展新阶段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在实践上有效应对这一系列历史性挑战。发展方式的转变关键在于从依靠规模扩张为主带动经济高速度增长，向依靠效率提升为主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2020年，更是全球唯一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迟缓，尤其是2020年以来，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进入负增长，世界市场对于中国经济虽不可或缺，但长期看不可能成为主要的动能。诸如10年翻一番，甚至更快，尽管这种翻番式增长方略对于摆脱贫困时期的中国经济而言，既有必要性——迅速摆脱贫困，也有可行性——从上世纪80年代初直到2010年之前，每10年翻一番的目标均提前实现了。以创新引领作为战略支撑，即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总之，GDP总量达到百万亿元以上的规模，是我国经济实力达到一定水平的重要体现，包括经济规模、生产能力、市场需求规模以及各级政府财政调控能力等等，也是我国国际经济影响力上升的重要经济基础，包括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等方面的地位和作用等等。

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初级产品，利用我国生产成本低廉的优势，加工、再加工之后，向发达国家出口，从发达国家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推动制造业体系建设，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之间，形成双环流，即所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又跃上一个新的大台阶，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从要素角度看，包括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技术进步、生态环境承载力等方面相对于经济规模而言既充裕又低廉，有充分的供给能力和显著的竞争优势。这种持续高速的增长不仅在我国经济发展史上从未出现过，而且在当代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创造了持续高速增长的记录，远远超出上世纪50—70年代日本经济创造的持续20年的高速增长期（神武景气）和上世纪60—90年代韩国经济创造的持续30年之久的高速增长（汉江奇迹），创造了发展中国家长期高速增长的奇迹。

以新的区域性增长极的培育作为战略突破，即以改革开放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率先成长并形成可复制的经验。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在世界经济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长期低迷的状态下，中国经济能在2019年GDP总量已超过99万亿元的基础上，再增长2.3%，破百万亿元，成为世界唯一保持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抗击打能力较强，宏观经济反周期能力突出。如果现在仍采用这种思路，不仅差距会越拉越大，还将被长期锁定在产业分工格局的低端，因为老是在产业链条的低端打拼，老是在‘微笑曲线的底端摸爬，总是停留在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环节而占领不了附加值高的研发和销售这两端，不会有根本出路。我国有生产要素成本绝对或相对低廉的竞争优势，在世界金融危机之前，经济全球化迅速推进，世界市场规模急剧扩张，我国抓住这一重要机遇期，开始改革开放。内容摘要：我国2020年GDP总量在经济发展史上首次突破百万亿元，一方面是我国经济实力达到一定水平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相对于以往发展至少形成基数效应带来的增长动能减弱及经济下行挑战，大国效应带来的经济转型及发展格局的挑战，短板效应带来的经济发展与安全及创新驱动的挑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目标，同时，明确了时间表，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

大国经济均衡不同于小国经济的重要之处，在于其基本内向型特征。GDP不仅是重要的经济指标，更重要的它还是以国内生产总值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具体包括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全面开放体系和经济运行体系等七个方面。2020年，101.6万亿元人民币按汇率法折算美元为15万亿左右，占全球GDP比重为17%左右。

GDP经过分配后，形成人们的最终收入，获得收入者通过市场实现购买使用，包括投资支出、消费支出、各机构部门以及国外对国民经济发生的最终支出总和，就是按支出法统计的GDP。金融危机之前的2007年，净出口占GDP近10%，而到2019年，只占不到1%。

中国经济GDP过百万亿元，近年来占全球经济存量17%左右，年增量30%以上。怎样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而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发展方式根本转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系统论述并部署了新发展格局，即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题，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经济规模较小、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拉动经济增长是可行的。如何落实于实践？这就需要有实现机制，这个机制便是现代化经济体系。

二是非对称技术、杀手锏技术。据预测，若其他条件不变，2020-2035年15年间中国长期平均增长率（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可能降至3.8%—4.4%左右，而要实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GDP总量或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按不变价格）要比2020年翻一番，为此，年均经济增长率要达到4.8%以上。

以稳中求进作为战略方针（工作总基调），即以稳增长（六稳、六保），为进创造时间窗口和社会经济环境，以贯彻新的四个全面，推动制度创新，为稳奠定制度和发展基础这一经济原则甚至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众所周知的。

同时，对中国的投资组合流入也在激增。在过去数十年里，美国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急剧上升。

搞清楚它们阻止投资流入中国的企图及其落空的原因，对于判断国际经济形势非常重要。至于财富方面，同期美国50%的底层人口财富占总财富的比重从2.1%降至1.5%，美国1%的最富有者这一比重则从23.7%升至34.9%。对于索罗斯认为的财富应该集中在富人手中，笔者认为，首先，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索罗斯的言论令人反感。同期美国1%的最富有者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则从10.4%升至18.8%。

笔者认为，这不过是为事实胜于雄辩这句格言提供了一个清晰而生动的范例而已。在进一步分析索罗斯关于外国对华投资的谬论和类似观点之前，有必要指出的是，索罗斯所言经不起推敲。

最后，如果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身上，那么不可避免地会引发社会动荡——美国近期内政动荡不稳就是明证。马克思认为奢侈品消费是一种非必需品的消费，是只有资本持有者才能进行的另类消费，奢侈消费资料，它们只进入资本家阶级的消费。

有必要指出的是，用西方经济学术语来讲，奢侈品消费不仅仅是指购买奢侈品（跑车、皮衣等）的行为，而且还指将财产收入用于消费（尤其是收藏名人字画等艺术品），而非进行生产性投资的行为。这一框架清楚地说明了为何美国的不平等加剧令经济增长放缓而非加快。